六、内圣外王在现代儒学中重新登场内圣外王在近现代儒学重新登场也不是始自熊十力。

夫当与自不合说，固不可通也，故性恶之说，终为自败。世所见物之自然而不善者，实皆非自然也。

可见，如果生为善之准之生是指肉体之生食色之生,刘咸炘以自当一体论证人性善便不能成立。夫心非自然者耶?虚壹而静，非以复心之自然耶?是荀之自陷也。仁者心之良，统四端五心而为德首[1]439（《推十书·内书》卷一下《善纲》）仁之所以能够统四端而为德之首，是因为仁乃人之本质属性，仁者人也，不仁者，非人也。惟饮食不节，好色不倦，紾兄臂以夺食，搂处子而求妻，乃为恶耳。亚里士多德强调德性以适度为目的、为善，以过度或不及为恶[15]49-50,此论与儒家仁（中庸之德）若合符节。

二、道法自然：当然本于自然针对第一点，事实如何推出价值的问题，刘咸炘认为价值生于事实，当然本于自然。如耳之性之自然、本然为聪;目之性之自然、本然为明;心之性之自然、本然为仁。为什么常常会发生始于治，常卒于乱的情形？就是说，人们经常以为是正确的治理，最后走向了反面呢？因为树立一个善的东西，就有一个不善的东西与之对立。

不能知一，则无一之能知也（《精神》）。对法家的主张似乎也是这样。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汉武帝以后，不管中国传统王朝如何更替，儒家实际上占据了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其他各家思想在大部分时期里只能作为陪衬和补充。

确立君主，是用来制约官吏，使他们不能专行。相比儒家而言，道家除了展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之外，还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作了更多描述。

故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汉初统治者一度采用黄老之学作为国家治理思想，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文景之治。人与天之间，不仅外形上相类，而且在心理意识、情绪变化、运行方式上存在着诸多可通之处。如说，五月作为季夏，天子应当衣黄衣，祭奉四方之神、宗庙社稷，为民祈福行惠，令吊死问疾，存视长老。

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在大道引领下，似乎各种因私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得到了合理的解决。能够追原内心的，一定不会损害他的本性。春秋末期以来，各国追求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刘安则指出，甲胄造得坚韧，就会有对付甲胄更锋利的兵器出现。

通过砥砺其才，自我检验与道相通的智慧，观览万物的广博，消除万物间的障弊，静观事物的始终端倪，察见无尽境界，逍遥飘荡于外，卓然远离，藏形于无，认知能力就能大幅提高。在未来理想社会中，人作为类，不只是物质经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其群体道德觉悟层次的高水平再现应是最主要的标志。

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则治道通矣（《诠言》），借用詹何的对话说，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道应》）。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

以此看，刘安的新道家并不一概反对法家思想，相反是从自己角度吸收了其合理内容。关于法的起源，涉及法的哲理：法生于义，义生于众人适宜，众人适宜则合于人心，这是统治的要领。如何通过治身达到治天下？道家认为，作为一个生命体，人是由形、气、神三个方面组成的有机体，夫形者，生之舍也。这种律历之数作为天地之道，四时为纪，把四季的变化作为推行政令的法度、准则，实则农业社会长期实践规律的总结与提炼。下降至具体举措上，则可展开为万端，表现为综合治理方法的系统运用，这就有可能避免片面性弊端，从而达到一多高度统一。如不能在内心有所持守，用外物影响来自我修饰，不能滋润于皮肤、渗透到骨髓、作用于思想深层——外物的影响如不能在内心发生作用，便不能在心中停留。

一些所谓明事者，背离道德之本，说什么礼义足以治天下，而所谓礼义者，不过是五帝三王的典籍、流传一个时代的风俗遗迹，这些都是圣王用来应对形势、适合变化、根据情况而采取的相应措施而已。这实际上是抱薪救火的举措。

历史发展到汉代，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览冥》），黄老道家之学迎来了一个反五帝之道的契机，在深度整合与融铸传统治道资源的基础上，为西汉王朝重构和提出更为切合其大一统政治发展的新‘治道思想。在道论上，刘安校定此著确比老庄思想有所发挥，且自认为较儒、法更为优越。

其实，它要求我们在认知上应当克服一时一域的片面局限，远观博见，放大理性思索的眼界，从大时空的角度考虑治理难题，夫守一隅而遗万方，取一物而弃其余，则所得者鲜矣，而所治者浅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泰族》）。法典和礼仪的规定，用来限制君主，使其不能独断。

曲士不可语至道，拘于俗、束于教也（《原道》）。仅靠刑罚，做事刻薄，背离道德根本，去竞争刀尖锥末的利益，草菅人命，百姓劳苦死亡过半。我们认为，这一治理内向圈伸的最终指向必然是社会大众人人自觉的身治状态。这一点，与其载述的发展阶段相吻合，大体也符合上古以来历史演变过程。

的确如此，作为一部旨在所谓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的巨著，它扬弃了老庄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的缺陷，追求一种考验乎老庄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者也的导向，对治乱之体（《要略》）作出了新的说明和论证。然而，黄帝之道还比不上伏羲氏之道。

在治理天下过程中，君王如何运用法则和权柄？法，是天下量度的标准，是君主的工具。《淮南子》除了注重借鉴儒家仁义基本思想之外，主要对其道论缺陷展开了批评。

它认为，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犹刻舟求剑，譬由胶柱而调瑟也。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天文》）。

它们的作者本身即是新生王朝的参与者、筹建者，又皆以名家、法家、儒家、墨家、道家、农家、兵家、阴阳家等思想学说作为素材，将之上升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在历史的比较中考察和鉴别得失，在现实的运用中萃取和总结规律。就是说，在阶段性的治理过程中，尽管一时使用了技术性的措施（数），但不能忘记长远的指导思想。城墙筑成，就会有撞到城墙的战车产生——正像舀汤来制止沸腾一样，祸乱却更加厉害了。这里的法即是控制臣下的术。

遗憾的是，东汉以后，道家思想基本上走上宗教的歧化方向。最高的统治者必须通过庞大的官员体系进行治国，处理好君臣关系即成为治理活动的重要内容。

在手段和方法选择上，主张顺遂自然之性以及民众性命之情。伪善兴起，假正大兴，名不副实，头脑中自以为是的价值标准混淆，再来进行治理就困难多了。

那么，人的自然本性是什么，又如何为治理提供根据呢？万物顺其自然发展，然后人世之事才能得到治理，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身者，国之本也（《泰族》）——这是一个内外互推的逻辑论证过程，认为身心能治理，始可与之言道。